（來源：廣州保密公眾號）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血腥屠殺。危急關頭，黨中央毅然決定以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先后組織了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其間，保密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7年7月，黨中央作出在南昌舉行起義的決定，周恩來受黨的委派秘密前去組織領導。
為確保萬無一失，周恩來嚴守秘密，動身前一晚才告訴鄧穎超自己要走，但去干啥、呆多久，一概沒有講。他在7月27日抵達南昌，根據黨中央的決定，當天便秘密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前敵一切事宜。也是在這一天，葉挺、賀龍率部從九江乘火車，先后到達南昌。自此，起義各項準備工作加緊開展起來。
朱德在南昌起義中使用的手槍
在起義準備的最后幾天，葉挺、賀龍分別召開會議下達起義決定和戰斗任務，并且嚴格控制了知悉范圍。7月31日，全營官兵都接到了黃昏之前出發的通知，但去哪里、做什么，并沒有明確。那之后，具體任務也是逐級傳達的。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革命史研究室編撰的《南昌起義資料》記載：“（部隊深夜露營后）首先連長召集三個排長睡在一起，小聲小氣地談了一陣；然后排長又和三個班長睡在一起談了一陣；最后班長照樣和戰士談一陣。接著，大家就輕輕地打上綁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帶；每人左臂纏上一條作為戰斗時識別用的白毛巾。這些，全部作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舊躺下假睡。”這期間，起義部隊還以“會朋訪友”“移防安營”等名義，想方設法對任務目標進行秘密偵察，以摸清敵人的兵力部署。
直到深夜，起義部隊才秘密行動起來。據時任賀龍警衛連長黃霖回憶：“整個起義軍的各部都遵照命令，根據各自的任務，向各個敵人駐地秘密移動，將敵人秘密包圍，或秘密接近敵人，占據要點，以便一聽到信號，就立即發起沖鋒，殲滅敵人。” 8月1日凌晨，隨著起義槍聲的響起，各部隊由秘密行動轉入對敵進攻，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勝利占領南昌城。
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決定發動秋收起義。那之后，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規模最大、影響深遠，保密措施也相當得力。
那時，黨中央給湖南省委的指示信，稱省委為“其祥兄”（其祥，為湖南省委的代號），落款為“中原改世榮”（中原、世榮，均為中共中央的代號，當時中央決定改用“世榮”）。而省委就“秋收暴動辦法”給黨中央的信中，則稱黨中央為“世榮兄”，自稱“向彩霞”。
秋收起義紀念館
發出關于奪取長沙的命令后，湖南省委專門強調：“此令編號送發，收到必給收條；閱后必即燒毀。”同時，凡有關重要情報的信件都采取密寫。據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部參謀處長陳明義回憶：“毛澤東到銅鼓后，派一個人送信來。那人做小商打扮，背一捆草紙……從中取出一張來，用當時通信用的隱顯法浸出來的字跡，叫我們參加秋收暴動。”參加起義的楊立三也記得：“某日宿營時，我在師長處見到了幾張草紙，上面是用五倍子浸水寫的字，后來用礬洗顯出來，見信后面署名是‘毛澤東’。 ”
到了行軍、作戰階段，起義部隊更是格外重視保密。據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撰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記載，為了秘密接敵，起義部隊組織水手在水里推著木船前進，船內隱藏士兵，敵兵見空船飄來，未加注意，等到發現時船已近岸，船內戰士甩出自制的土炸彈炸死了岸邊守敵。隱蔽在對岸蘆葦中的部隊，立即蜂擁涉水而過，直沖東門口，打得敵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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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廣東省委根據黨中央指示準備發動起義。在張太雷的領導下，他們始終非常注意保密。
按照計劃，起義以第四軍教導團（由葉劍英領導）、警衛團一部和廣州工人赤衛隊為骨干，于當月11日凌晨發動。在此之前，教導團為了麻痹敵人，照常出操、上課、學習。參加起義的黃平回憶：“暴動前還討論了葉劍英的問題，是否事先告訴他暴動的打算、時間和計劃，他當時似乎還不是黨員（實際上葉劍英已于192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組織關系保密的原因，廣東省委不掌握此情況），我們以為他雖然跟我們走，但是在敵人軍隊中畢竟是有相當地位，不宜把我們暴動的計劃告訴他。所以葉劍英事先是不知道的。”
廣州起義文物
起義發起后，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起義軍戰斗到第三天，被迫撤出廣州。敵人瘋狂反撲、搜捕屠殺，很多同志不得不秘密撤離。
聶榮臻曾經回憶說：“敵人到處搜查，搞得人心惶惶……我和楊劍英同志于暴動失敗后還在八旗會館對面我暫住的那間房子呆了三天，然后化裝成商人到香港。”葉劍英則是在省委交通員李運全的幫助下離開廣州的，1927年12月14日，他打扮成洋行職員，坐船前往香港。“當時敵人在船上搜查甚嚴，李運全說服船上的進步海員，把葉劍英安排在船長室，避過了敵人的搜查”。
